纪俊德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国民党的积极反共消极抗日政策，造成大片国土相继沦陷。军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徐州，于1938年5月被日寇侵占。
我的家乡在古邳，东靠大运河，北近陇海铁路，是水陆交通要冲。日本帝国主义的频繁扫荡，地主反动武装的四处为害，给古邳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灾难。在这民族存亡之秋，为救我中华，拯民于水火，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古邳人民浴血奋斗，建立了以葛峄山、古邳为中心的邳睢抗日革命根据地，牢牢控制着鲁南与淮北两个根据地相连的咽喉要道，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立下了丰功伟绩。
当年古邳
古邳位于徐州东南方，是邳县和睢宁两县交界处的一块地方，通称古邳。以玉带桥为界，桥东是邳三区，区公所设在下邳乡（后迁八岳路）。桥西是睢七区，区公所设在古邳镇。下邳乡和古邳镇虽非都市县城，却也是一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睢北、邳南一带的重镇。
下邳乡有魏、沈、叶三大姓。其中魏桥仙家有土地二十多顷。古邳镇有魏、张、王、刘四家。魏老店、魏三娘有地十多顷。两镇商业集中，有大小商店几十家。华三益、裕兴隆酱园、庆丰杂货店、陈源记布店、裕德厚食品店、魏家铁货店是其中较大者。文化名人也比较多，有清朝秀才刘肃庵、孙洪宜等六人。这地方历来善出写家，当时有刘炮坡、魏桥仙、金锡礼等。有所谓“东乡三才子”的黄埔军校毕业生王统宇、李风奇、吴绍文。魏、沈两姓有好几个大学生，最有名气的还是那个人称“邳南君子”的魏馥懿。这些人或在外为官，或当地为绅，掌握着下邳乡和古邳镇的政权、财权，压迫剥削劳动人民，加剧着贫富两极分化。
徐州沦陷后，古邳大地上盗贼成伙，土匪成群，真是五里一个大队，十里一个“司令部”，这些民族败类、社会残渣，或明火执杖公开抢劫，或扯起“抗日”大旗，对人民群众敲诈勒索。一时硝烟四起，生民涂炭。
古邳北部地势低洼，长年积水，形成一片泽乡，这便是城湖。城湖北，是以沈明船、徐子营为首的土匪窝子。徐子营要霸占张园村农民高士魁的土地，先绑架高家人口，要高家卖地赎人。高家执意不从，既不卖地，也不赎人，残暴成性的土匪头子徐子营，公然把高家八九口人活活打死，并强迫一个与之毫不相干的外地高姓人，代替死者立约订契“卖”地，待土地到手后，徐匪以活埋相威胁，要这个人交出卖地钱，并离开这个地方。
为了扩张自己的地盘，大小土匪互相争斗。先是，土匪刘德章打死城湖北土匪头子沈明船，吃掉了小土匪势力后大为扩大，又勾结西边匪首刘广斋和睢宁顽县长刘天展，成了独霸一方的山大王，后被国民党李明阳收编，改为第二支队。
下邳人魏馥懿，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官场上称其“邳南君子”，当时出任顽邳南行署主任。魏馥懿感到要想保住行署主任这个宝座，手中没有兵权不行，而土匪头子刘德章也意识到要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就必须有魏馥懿这样的靠山。为了各自的利益，刘、魏联合，刘管军、魏主政，拼凑起假抗日真反共的国民党地方反动武装及伪政权（1939年魏馥懿扣我们邳三区委书记王宝轩等干部，在新集被我们击毙）。
建立党的组织
下邳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二十年代，老革命家郭子化、冷启英就在峄阳学校领导过学潮。在黉庙小学工作的戴树璜，也做了不少革命宣传和组织发动工作。1930年，我党领导的下邳暴动，打伤了邳三区的伪区长卢润堂，在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中心撒下了革命火种。抗战开始时，峄阳学校的学生戴尚义、周宇明、李光军、宋江萍等许多热血青年相继奔赴抗日前线。
1938年秋，我与阎宁波、纪俊奇，同地下党员顾会民、邵兴吉取得联系，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二月参加共产党。随后，成立以阎宁波同志为书记的党支部。那时，党还处于地下，任务是散传单、送情报、动员群众发展组织。阎纪村设邳睢情报站，情报员是纪俊哲，我们把上级送来的传单，用各种隐蔽的方式到处散发，震动了敌人，宣传了群众。一次夜晚，我们把传单贴到了土匪头子刘德章团部驻地的东西墙上，敌人恼羞成怒，派出两个班的兵力住在我和阎宁波家，结果没有发现什么线索。从此，封建势力和恶霸像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
在斗争中不断吸收积极分子入党，壮大了党的队伍。第一批入党的有：魏庄魏春荣、倪廷勋，西关刘忠实，街东头的郭光智、伏保义，张园村的纪凤来，阎纪村的纪俊峨、阎长久、沈学芝等同志。1939年冬，阎宁波同志调中心支部工作，我们支部重新组建，我任书记，组织委员是纪俊奇，宣传委员是纪凤来，保卫委员是阎长久，民运委员是纪俊峨。
夺回纪桥渡口
古邳城湖边的人家大都有只小船，少地户用船捕鱼过活，有地户靠船割芦苇、捞庄稼、捞水草喂牲口。湖边有纪桥渡口，是南北行人必经之路。徐姓依仗土匪头子徐子营的势力，强行把渡口向东移到三里堂庙前，霸占渡口，强收渡河费，肆意窃取，中饱私囊，使船人敢怒不敢言。1939年秋，徐子营在土匪之间的争斗中倒了。我们支部顺应群众的呼声，认真分析了有利和不利因素，做了两手准备，一是请示中心支部和三区政府，取得上级领导的支持。二是发动群众，把夺回渡口当作反霸斗争的突破口，引导群众，开展说理斗争，避免群众斗群众的武斗发生。
一天，天刚亮，渡口发生打架斗殴事件，阎纪村和前徐家庄的二人头部都被打出血。我同保长阎长玉赶到现场，发现高梁地里钻着霸头村张承保，我们当即派人把受伤群众送三区验伤。我自己到张承保家质问为何打群架。张家兄弟不但不承认到过现场，甚至表示连打架的事也没有听说过。我揪住这个事情不放，积极同上级联络。不久，三区派来一班人，要抓凶手和幕后操纵者，弄得张家兄弟手忙脚乱。当晚，南边几个村都召开了群众大会，声讨恶霸的罪行。阎纪村的纪从福还领着几十个青年到前后徐家庄游行示威一周。在革命运动的声威震慑下，恶霸张承保被迫请沈明选来调解，在古邳镇摆两桌酒菜认错赔礼，自此，纪桥渡口回到了人民群众手中。
减租斗争
城湖边地是公地，临近村民分户管理，定期由租头收租。租头叫徐宗英，此人很坏。他的二儿子“二睁眼”是个惯匪，更坏，村民到湖边割草拾柴，往往被徐家父子以踩坏芦苇或割了青苗为由，勒索钱财。1940年初，中共邳南县委书记林沅同志到我们支部，宣讲减租减息斗争及二五减租政策，要求我们发动群众，减芦苇地租。按照林沅同志布置的精神，我们支部定了三条办法：一是组织群众斗争，不减租就不交租；二是向群众讲清楚，交我们邳南行署或是交给第二支队，反对包租，反对租头中间盘剥；三是组织力量监视租头的行动，随时准备开“讲理会”。由于群众对租头的盘剥勒索深恶痛绝，党的减租减息政策大得人心，减租斗争很快发动起来了。徐宗英眼看摇钱树要倒，慌了手脚，他走村串乡收买人心，但走到哪里群众就在哪里哄他。后来我们在阎纪村开了他的“讲理会”。不久，他又到西关村威胁群众，我们知道后，就发动几个村的群众，到西关村就地召开“讲理会”，这下他才低头了，租也减了。
手里有了枪
驻在古邳的顽匪刘德章部，以王统宇为团副，孙玉贤为政治部主任，下辖四个营，约千余人，他们打着“抗日”的旗号招摇过市。1940年收麦打场时节，日军突然在天亮前从东、西、南三路包抄而来，刘德章之流一枪不发，由后街向北溃逃，混乱中一个姓孙的勤务兵打死了刘德章，其队伍迅速逃窜。我们支部分析认为，刘部匆忙逃窜可能丢下枪支弹药，于是第二天便组织人寻找，结果我和纪俊奇在前徐家庄西南芦苇中找到了五只步枪。那时我们支部有党员二十余人，周围又有大量的抗日群众，如今手中又有了枪，斗志就更加高昂了。
镇压汉奸周和甫
1940年秋，我党领导的邳南行署和几个区政府相继建立，古邳地区人民政权初具规模。当时，我被三区政府委任为下邳乡长，陈象山为副乡长，林如藩为农会主任，纪俊峨为民兵队长，事务员叫张建华。不过，在下邳乡还有个国民党顽固派乡政权，顽乡长叫周和甫，还有几支枪。按着党的团结抗日政策，我们对他做了大量工作，并通过时向寅、吴作干等人，争取他和我们团结抗日，甚至布置工作都事先同他商量，召开一些重大会议也由他主持。然而，此人反共反人民的阶级本性不变，不仅在暗中活动，开黑会搞反动宣传，还同八义集日伪维持会长刘光斋等里勾外联，图谋推翻人民政权。后来，经联络办事处查证落实，周和甫是证据确凿的汉奸卖国贼，于是，不得不下了他的枪，在教义乡召开了四乡群众大会，镇压了汉奸，伸张了民族的正气。
春荒借粮
敌伪频繁扫荡，加上年景不好，1941年出现了严重春荒。面对着一边是忍饥挨饿的抗日军民，一边是地主、富农屯积粮食的不公平现实，问题如何处理？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乡政府和党支部多次开会研究，提出了借粮方案。召开了各村贫雇农代表会，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全面分析了地、富存粮情况和他们对借粮的态度，决定先难后易，先从湖东李九雅家借起，以便迅速打开借粮渠道。李家有地两顷多，李本人爱财如命，是个不见棺材不掉泪的家伙。我们本着先礼后兵的办法，派人去好说好商量，却被李九雅一口回绝。气愤了的群众涌进李家，找到粮食后自己推磨，就地烙煎饼，边烙边吃。人越来越多，约有百余人，吃了一天，他就慌了，到农会请求如数借粮。
大地主魏桥仙当时在外地，我们找他的管帐先生，讲明只借四千斤，但所存粮食不能外运，只可内销，否则以资敌论处，通过做说服工作，也顺利的借到了粮食。
在几个典型的示范下，借粮工作得以顺利开展。通过借粮，全乡三百多户贫雇农，每户平均分到五六十斤粮食，顺利渡过了荒年。
一场伏击战
1941年夏末的一天，鬼子从睢宁、青山头、土山三路向古邳扫荡。我们乡队掩护群众转移到芦苇荡里。约下午四时许，西边枪声大作。我们看到百余名鬼子沿大路慌忙向古邳走来。鬼子后边有十几个伪军押着八辆推车，还有两匹洋马。我们当即开了支委会，一致认为枪声激烈而持久，说明我主力与敌人接上了火。敌人不敢下大路，又走得慌张，明显是天晚了，急于向古邳撤退。八个推车由伪军押着，可能是鬼子从岠山抢的东西。天已晚、枪声急、鬼子撤、推车慢，这些因素构成了打伏击的条件，由三十余人组成伏击队，胜利是满有把握的。
傍晚，鬼子大队过了财神阁大桥，伪军押着推车进入了西关土地庙南伏击圈。我们长短枪齐射，一齐高喊“抓活的”。 伪军受到突如其来的打击，沿芦苇地边没命地逃跑。推车的老乡丢下车子直向芦苇荡里钻。混乱中，我们的民兵找来这些老乡，一齐推着车子向北撤离。鬼子虽然从财神阁方向朝我们射击了一阵，终因天晚了不敢追，于是我们顺利在白门楼与主力骑兵会合。打开车上的包装一看，全是裁好的衣服片子，正是部队的急需品，于是我们就把这八车衣料全部交给了人民子弟兵。
大难不死
1941年秋，我们乡公所住在城湖里徐家村。一天夜里，我同支委阎长久、纪俊峨等同志，走白门楼向东北的芦荡丛中的小路，到湖北边前沈家、草庙等村活动。夜晚，秋风萧瑟，抽着白穗的芦苇在夜风中沙沙作响，我们用双手分开芦苇，辨别道路，摸索着前进。我本来走在队伍的后边，忽然听到背后两次响声。我喝问：“谁？”答：“我！”“什么在响？”“芦苇碰撞枪托声”。回答者是胡学才，此人曾在顽军刘尚智部当号兵，是我们村民张恒九的女婿，曾多次要求参加抗日，因未了解到大问题，就同意他参加了乡队。我在思索胡学才的问题时，背后又响了第三声，我当即警觉起来，命令他在前边走，走出芦苇地。随后，我把情况告诉了阎长久、沈学芝、纪俊峨，我们决定马上改变行动计划，改道魏庄。再往后走，胡学才便不见了，他的枪靠在墙上，被遗弃了。经检查他的枪支，发现退出的三粒子弹全是瞎火，第四粒经试射也是颗臭弹。事情很清楚，胡学才要杀害我，因子弹瞎火而未遂。我们立即分两路向八岔路和土山方向追了二十余里，没有见人。后来知道胡学才到运东投顽军张凤文部去了。
全国解放后，胡学才交待是沈明选等人用四百斤小麦收买他打黑枪的。1957年，我由东北调到洛阳，路过古邳，见他在大街摆小摊卖香烟花生。我问：“是胡学才吗？”答“是。” “怎么老低着头？”答：“我没良心，没脸见你。”直到我离开，他始终没有把头抬起来。
团结抗日
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了大批爱国志士，其中许多人逐渐走上了革命道路。我的老师孙玉贤，就是经过这样的曲折过程才投身革命队伍中来的。
孙玉贤同志是下邳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其父孙洪宜是个前清秀才，在乡间尚无恶迹。抗战前，孙玉贤在峄阳学校教书，后任校长。抗战后投笔从戎，但错投到刘德章第二支队，还当了政治部主任。一九四一年国民党顽军与我们搞摩擦，刘尚智被我主力在土山击溃，孙玉贤带两个勤务兵逃回家中。一天晚上，住在李湾子村的公安处陈元良同志对我讲：“孙玉贤回来了，你带乡队去把他请来，公安处不去是给他留个面子，只要把问题交待清楚，既往不咎。他是你的校长，这样做，你以后也好做工作。”次日拂晓，我带领乡队去孙家，其父孙洪宜开了门。我们把孙氏父子叫到一起，对孙玉贤说：“奉命来请你到公安处去，共产党讲团结抗日，希望你以民族大义为重，把自己的问题说清楚，投身到抗战中来。”孙玉贤说：“我只有一个要求，是否可以走后街不走前街。”我理解孙是爱面子的，前街人多，我当即答应说：“可以。”
傍晚，公安处又把我叫去。陈元良同志讲：“孙的态度还好，枪也缴了。你写个条子把他保出，以后对他多做些工作。”我写了条子把他保出来并送他回家。在党的团结抗日政策的感召下，孙玉贤终于从敌人营垒中走上了抗日队伍。以后，我们召开的一些干部会，群众会，都请他参加。他是随叫随到，还经常在会上现身说法，悔恨自己走错了路，大讲日寇必败，抗战必胜的道理，成了乡政府的常客。解放后孙玉贤同志入了党，当了徐州专署教育局长。
还有个朱湾村的朱子丰，在党的团结抗日政策和共产党人英勇抗战的英雄行为影响下，为革命甘冒身家性命风险，掩护了工委书记阎宁波同志。
1947年初，我们重返淮北开展游击战。主力插到洪泽湖后，在邳南睢北组织东西两个工委，领导古邳的革命斗争。东工委刚到岠山，王文振叛变投敌，徐子禹同志被捕。反动土顽刘尚智掌握了我们内部情况，他一方面派出大量密探跟踪搜索，一方面恐吓群众，声言谁包藏阎长振（阎宁波同志原名）及知道不说者杀头论罪。一时气氛紧张，到了无法坚持下去的地步，已经躲藏一天多的阎宁波同志，在旧历年初一夜到倪廷勋家，在倪家过了一天一夜。阎倪有同学关系，过去来往密切，倪家是容易暴露的地方。旧历年初二晚上，阎宁波同志出其不意地去到朱子丰家。朱先生家有财产，在古邳镇红庙小学教书，抗战时期厌恶土匪武装，反对国民党消极抗日政策，拥护我党团结抗战，是个有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然而，当时已是解放战争初期，国共已经分裂，成了刀兵相见的对头，依附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土匪刘尚智之流是十分凶残的。如刘俊英同志之父刘明船，是个忠厚老农民，大门上也挂着“匪属”牌子，时时被迫害，遭敲诈勒索，生活十分困难，被迫秘密到外地谋生，最后竟遭地方反动分子杀害，至今找不到尸骨。就在这样残酷环境中，一个生活富裕的教书先生，冒身家性命的巨大风险，掩护阎宁波同志在家躲藏三日，最终成功脱离险境。朱子丰老先生对革命贡献是极其可贵的，老先生是值得永远怀念的。
开辟运河区
1943年睢宿工委决定筹建运河区，要求以睢二区（后改为朱海区）所辖之唐朝圩、袁庄、沿河（后改王营）三乡为依托，向守望、滨河、七堡、支河口、邓庄等五个摇摆乡发展，活动范围共八个乡。工委组织部部长韦荣环兼任区委书记，王茂芬任副书记，睢宿办事处主任王亚南兼任区长，我任副区长。工委书记赵卓如同志指示我说，韦荣环是挂名的，由我一个人先去开展工作。
1943年元月3、4号，我拿着工委介绍信到袁庄找到了开明士绅袁光群，说明来意之后，袁先生热情接待并表示大力支持，要我暂住他处，并派人去找民兵队长王德章。下午四点钟我与王德章见了面。王告诉我说，此地是刚开辟的新区，离皂河六里，离蔡集不到十里地，全区内有四个敌伪据点。在袁庄乡活动期间，吃住都是由王德章安排的。
每天晚上王德章就背着三八式大枪，腰插一口大刀，带着五六个同样佩带着刀枪青年积极分子到我住地来通报情况，商讨如何开展活动，怎样建立武装等事宜。经过几天研究，我们决定先以运河区政府名义张帖布告，借以扩大影响，然后视情况逐步开展工作。
紧接着是研究筹建区队。当时枪是最急需的，为了弄到枪，王德章提出向敌占区要枪的计划。随后我们便用区政府名义通知运河沿岸邓庄、七堡、支河口三乡伪乡长到袁庄开会。到了开会那天下午四五点的时候，三个伪乡长每人都提出几盒点心和香烟，按时到达指定地点。会议开始后，我想先给他们一个下马威再说吧，看他们都带着礼物，于是我把桌子一拍说：“我们共产党不兴这一套，你花的是群众的血汗钱，东西全部带回去”，接下来就开始宣讲国内外形势和我党的政策，并教育提醒他们不要为虎作伥，不要帮着敌人作坏事，要求他们要做到“身在曹营心在汉”。几个伪乡长频频点头称是。最后我宣布各乡以保为单位，每保交一支钢枪，外加一百发子弹。听到这里，三个伪乡长都面带愁容，提了许多困难。最后王德章同志折中一下，把任务定在了每乡先交四支，五天送到，几个伪乡长这才接受了。几天后，他们按照约定的数目把枪按时送到了指定地点，这是运河区队成立后得到的第一批武器。
不久韦荣环、王茂芬二同志也来了，为了扩大活动范围，区委研究首先将七堡、邓庄、守望、滨河四乡中的一些保发展成为我们的政权，然后逐渐扩展，达到完全为我们控制的目的。由于建立了自己的武装，我们的力量向敌伪区发展更方便了，不久在东边建起了蔡集乡，废黄河北建起了庙庄乡，就这样我们活动一直深入到皂河、蔡集伪据点周围。在袁庄、唐圩、王营等乡成为我们比较巩固的根据之后，区委又作了分工，王茂芬同志负责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组织农会和民兵动员参军等项工作；刘明铎同志负责敌伪统战工作；韦荣环和我负责开展边区武装斗争。
我们区队经常在蔡集、七堡、庙庄、滨河等乡活动，在这些乡都成立了乡队，每个乡队有十人到十五人，配合区队民兵打击敌人，保护群众，使伪据点敌人不敢随意四出催粮要款，日本汽船也不敢在夜间行船。由于我们的频繁活动，最后迫使运河伪区团长曹四请求我们城工部给他们点活动余地，后经研究划出皂河镇北边附近几个村庄，允许他们在这带活动，其余地方概不准去，以便更好地保证我党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王德章同志为开辟新区作出一定贡献，他遵照上级开辟一个地方巩固后不断继续前进开辟另一个地方的指示，先后担任袁庄、邓庄、蔡集、支河口等乡乡长，在睢宿边区干群中有一定威望，为运河区建立发展起了一定作用。
我们区队不到半年时间扩大到50人，成立了两个排，睢宿大队派刘保民同志来担任指导员，秋后编为睢宿大队第三连。我们又抽调一些乡队重新组织区队。我记得在秋冬初，我在王营乡开群众会，有个和尚来参加会。我问他来干什么，他说我来找你诉苦的。他是报恩寺和尚，受不了当家和尚的气，想还俗参加抗战打鬼子。会后他和我说，请人民政府支持他卖庙地买枪抗战。经区委研究同意他提出的办法，我和王营乡长周道明当中人，把地卖给群众（卖多少钱记不清），共买十几支大枪一支驳壳枪和一些子弹，又托人给和尚说了老婆。他担任区队副，后来带区队参军了。
运河区政权是在斗争中建立发展起来的。建立初期，境内共有四个伪据点。那时我们对敌伪情况作了分析，认为皂河据点与我们城工部有关系，还算听话，对我们威胁不大；上下陆家在黄河故道北，距我们较远，伪军一般不出来活动，唯有蔡集的伪军较猖狂，这据点在黄河故道南大堰边，也是运河区中心，对我们向东发展是障碍，因此我们曾多次向县地委及军分区提议，要求配合二十七团拔掉这个据点。
当时二十七团住在我们区苗圩、王花园等村。有一次，团长叶道友同志召集我们区委开会，说为了纪念彭师长，决定打蔡集据点，问我们蔡集据点有无内线。我们回答没有，因为这据点伪军大都是宿迁以东的人，本地人很少。于是叶团长就要求我们马上去了解情况，看有无本地人，若有的话，为了减少伤亡，我们可以花钱买内线，而且必须是乐善堂炮楼里的伪军，因为这炮楼位于据点后西北角大堰顶上，如果这炮楼不能先拔，进攻据点就有很大困难，会对我们部队造成很大伤亡，最后叶团长把这重要任务交给我和王德章同志。接受任务后，我们两个人立即潜到炮楼附近去了解，经过调查，发现炮楼西边村里有一个人在炮楼里干伪军，于是我们找到伪军家属，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并叫他爸设法把儿子找回来。他们答应后，我们立即回来，向叶团长汇报，叶团长很满意，给了我们二十个钢洋。我们晚上又到那个伪军家的时候，那个伪军已经在家等着我们了，于是我们对他本人进行教育，做了艰苦细致的工作，要求他为人民立功，不要错过这机会，并交待了一些具体工作方法，最后给他十五元活动经费，又把其余五元交给了他爸妈。
那个伪军回去之后，找到他的两个朋友，和他们说明了情况，这两个人也早就产生了不愿干的念头，乐意一起做我们的内线。适巧这一天伪军中队长张献文不在据点，他们便趁机邀伪军小队人员在炮楼喝酒打麻将。那个伪军的父亲到我们约定的联系地方，将这一情况向我们进行了汇报。当天晚上，王德章同志带区队和二十七团一个排负责对炮楼进行包围，我们和通讯员小朱（名字记不清）携带两支短枪进去协助。当小朱到炮楼跟前，守门伪军就把吊桥放下，随即我们就上了炮楼。这时小队长和几个伪军正在喝酒，小朱进门把枪一举喝声：“不许动，谁动我就打死谁！”接着三个内线把其他人的枪全部抢了过来，并向我们发出了信号，于是部队一涌而入占领了炮楼。
当时我在团部指挥所，发现炮楼已经发出了信号，于是团长下命令发动总攻，先打了两炮，第一炮打到据点院内，第二炮击中东北角炮楼，同时发动政治攻势，“缴枪不杀”！因中队长张献文不在，敌人很快就缴枪了。这一仗共俘伪军200余人，枪200支，我们无一伤亡，后来三个作内线的伪军一齐参加了二十七团。
蔡集解放后，上下陆家伪据点又成为我们向东发展往宿迁进军的障碍。上陆家伪据点驻扎着伪军一个中队，不足一百人。1943年冬（时间记不准），我们部队开始攻打上陆家据点，因据点内有我们城工部两个内线作内应，所以部队很快攻进圩内，但剩下炮楼久攻不下，最后团长下命令用炸药炸掉炮楼才结束战斗，活着的伪军全被俘。
下陆家驻扎的是土匪改偏伪军蔡三木匠的一个中队，约四五十人。上陆家解放后蔡三木匠终日惶恐不安，针对这种情况，区委研究决定用计赶跑敌人。我们区委部分成员以团长政委参谋长名义带区队民兵，号称一个团，在离据点西南边大堰不远村庄进行封锁，不准人外出。并向周围村庄要担架和煎饼，限时限量送到指定地点。由王德章同志借来两匹马在下陆家南大堰来回走动，每次走动马鞍上坐垫变换红白颜色以迷惑敌人，拉出拿据点架势，恐吓敌人，同时找到当地保长要他去到据点报告，就说西边有八路军一个团，团部在某人家里，要三木匠快跑，如果敌人跑了就点火为号，向我们报告。那个保长走后，王德章同志带区队精干武装，在东边打阻击。不久东边枪响，敌人已向宿迁方面逃窜了。至此宿迁以西，除皂河外就全部得到了解放。
写到这里，我想起1982年元宵节从上海回乡探亲，路过白门楼照像留念时，登上土堆，北瞻葛峄，东望城湖，芦苇地已变桑田，浮想联翩，又好像回到那硝烟弥漫年代，于是我写了一首打油诗，以抒发感情和怀念：
童年同窗食共眠，情同手足形影见。
日寇入侵投笔干，敌后斗争战艰险。
与敌周旋芦苇荡，谈兵村边湖河畔。
回忆往事疑是梦，何时相见话当年。
李集市的惩奸反霸
1945年9月我从睢宿扬集区调到县委组织部任组干科长，县委书记为周宇明，组织部长是汪石川，宣传部长是王宝轩。1946年元旦前，我和李集市委书记田云同志进行了工作对调，田来组织部，我去李集市任书记。当时李集市长是程余庆，组织部长王云（后调到龙集区任区委书记，在该区坚持游击于一次战斗中牺牲），宣传部长是董爱堂（在李集镇打游击时牺牲）。
李集先叫市后改区，是睢宁县最南边一个镇，位于泗灵睢三县的交界，真是“山高皇帝远”，封建势力树大根深。当时李集最大的反动势力是陈康斌，混名叫“陈六叶子”，意思是说他什么坏事都能干得出来，群众说他叫谁死谁也活不成。在抗战时期有一百条枪，干伪军。陈康斌的枪法不错，据说我们县大队和睢宁县伪军交火时，都提醒要特别注意黄色的车，那就是陈六叶，要特别小心，他是在鬼子投降前不久争取过来的。我到李集之后，初步走访群众，大家都不敢说话，工作困难较大。当时李集分东西两镇，西镇穷，东镇富，商业大部在东镇。后来我深入到西镇蹲了三日，发动群众，发展了一些党员，开了小型斗争会，逐步了解了一些陈康斌的情况和李集的主要问题所在，然后向县委汇报，并建议把陈康斌抓起来，打击其嚣张气焰，消除群众的顾虑，这样运动开展就会容易。县委同意了我的意见。可是抓陈康斌也不是容易的事，陈是地方一霸，统治多年，土匪安清帮势力也很大，据了解他已经做了好多对付我们的准备，因此要谨慎周密防止出问题。为抓捕陈康斌，县委派县大队长薛润之同志带一个连住在李集，并商定好抓的办法。第二天天不亮，我和公安局赵凤栖带了五人去陈康斌家叫门，是他女儿开的门，我们问陈先生在那里，她说在客屋。我们推门一进屋，发现陈康斌正在床上吃大烟。陈问我们哪里来的，干什么？我们说是市政府粮局来的，想借陈先生房子存放粮食。陈听了很不耐烦，从床上起来，披上长袍，怒气冲冲大声说：听说你们市里来个政委，我未去拜访他，我的房子放存粮，岂有此理！这是有意给我难看。我向公安人员一使眼色，上去几个人就把陈绑起来，我一提枕头，下面还放一把手枪。这时县大队也已到了陈家后边大路上，我把陈康斌交给了薛润之同志之后，便和赵凤栖把他全家人关在一起进行教育，讲明政策，他们当即交出四支大枪、一支驳壳枪。
陈康斌被抓捕后，惩奸反霸运动一下搞起来了。我首先带人到李集市搞点，然后全市展开。在斗陈康斌之前，全市已培养二十二户苦主，并挖出藏在民间和反动地主家的长短枪近五百支，还挖出粮食数万斤，贫下中农每户分二百多斤。斗陈康斌大会开的很成功，群众扬眉吐气，封建反动势力受到很大打击。
批斗进行得很顺利，可是斗陈康斌之后，在解送陈去县路上却出了问题。本来区委经过慎重研究，决定下半夜出发，由李集先向西走出十几里地之后再向北，经过商集路向县里解送。可是由于思想麻痹，公安局长赵凤栖睡过了头，把解送时间推迟到了天亮，走的路线又是直接走的去官山的路。结果当走到赵山时，一群歹徒（陈的徒儿徒孙）包围了我们解送的公安人员，劫走了陈康斌，还要夺枪。他们人多，敌众我寡，形势严峻，在这种情况下，迫使我公安人员不得不一边抵抗一边向赵山顶上退去。听到公安人员示警的枪声，我们就知道出了问题，于是立即召开市委紧急扩大会议，决定由程庆余市长带几十名干部和公安人员先行一步，去侦察情况，并设法与解送人员联系，同时立刻通知全市乡干，集合全镇民兵，最后挑选出二百人，由我带领向赵山进发。当我带领民兵到四里桥时，参加骚动和看热闹的人混合在一起，已经有数千人之多。他们向我们走来时，有的喊着“打倒李集共产党”，看到此情况我们认识到大多数群众可能是受了蒙蔽，甚至可能是被强迫来的。于是我们一边宣传我们的惩奸政策，一边向后撤。天到午时，程市长和公安人员也来和我们汇合了，全市六个乡镇的干部也都到齐了，共计约三百多人，有二十多条短枪，一挺轻机枪，几百支步枪。我们向群众讲明政策，告诉他们，我们对坏人和歹徒煽动骚乱者决不手软，希望受欺骗群众快离开现场，不抓住陈康斌决不罢休，从而表明我们态度和决心。
为了做好大多数受蒙骗者的工作，我们还分散深入到群众中去做宣传和教育工作，随时也驱散了一部分群众。这时我们还现陈康斌父子也混在群众中，并且了解到为首的歹徒意见并不一致，一部分歹徒要向东走，另一部分歹徒却说要到李集镇走走，说为“陈六爷” “壮脸”，反动气焰十分嚣张。下午三四点时，有部分群众掩护陈康斌的儿子陈家伦向东逃跑，我们不管，跑就跑吧，主犯是陈康斌，我们人撒开，特别注意陈康斌那边动向，防止跑掉。天黑后，开始下起毛毛雨，聚拢的群众有点人心惶惶不安，大部分人都走了，形势对我们有利，有些歹徒也想趁机逃走，但是已经被我们包围，逃不掉了。我们分析水张家是陈康斌舅舅处，这村有一二百户，应该是他的主要基础，于是我就向下布置，入村排查，终于在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村子里，发现陈康斌就藏在一户农民家，我们便包围了这村。陈康斌一看闹事闹不起来，就自己出来了。我们立即令人绑起来押送到公安局，随后群众也都跑了，这时又有歹徒搡开群众由东向西而来，我下命令朝天射击，每人只准打两枪，就这样把他们吓回去了。
胜利归来后，我们在市委市政府公安局驻地的旗杆街加强警卫，房子顶上边架起机枪，防止再有人闹事。到八九点钟时又有一些歹徒在大街喊叫，也很快被民兵驱散了。随后连夜向县委报告。县委随即派县大队长薛润之同志带一连，连夜赶来，天不明就到李集。我们同薛润之同志商量，决定仍是夜间送，派二十名便衣，两梃轻机枪，指定两名连长带队。后来，县大队住了两天才走。
1946年9月，县委县政府在运东六塘河将陈康斌枪决，最终除掉了这个地方恶霸。
泗灵睢坚持游击
1946年8月泗县战斗失利，我主力部队转移运东，地委随之东撤，各县区地方干部也同时跟着撤退。到了重兴，华东局命令七地委除老弱残和女同志留下北上外，其他县区干部重返淮北就地坚持游击。睢宁县委书记是原县长戴尚义同志、副书记谢景鸿、副县长陈新然、原县委书记周宇明、县大队长薛润之（路过二埔堰战斗中牺牲）、公安局长傅继生等同志到睢北开展斗争，不久戴尚义脚生病回地委，由刘永章同志接任戴的工作，地委下边设有工委，泗灵睢工委书记是七九团政委李任之、副书记员刘永章。李集区由我和区长程庆余带领约四十人在南濉河沿岸活动。我们区的武器较好，还有一挺轻机枪。
我们从撤退到回来，二十多天时间内县城和集镇都被敌人占据了，还乡团疯狂报复，有很多同志家属被杀害，有的被关押吊打，有的甚至被活埋，有的同志被迫自首，有的逃往他乡，整个地区，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成了人间地狱！
1946年淮北水势很大，高梁淹没在水里，外出活动都得涉水，许多人患疟疾、发高烧。开始搞不到吃的，我们到汪里、水坑摸鱼吃；没有盐，弄点辣子改腥味，生活相当艰苦。我们任务是打击还乡团、反动地主和顽固分子，主要是采取分散小股夜间活动与敌人周旋，敌来我退，敌驻我扰；二是贴布告警告那些顽保长，不准乱动，不准侵犯人民利益，要他们老老实实与我们服务；三是摸排情况，伺机打击，杀一儆百。
有一个时期我们行军到官山区郭集活动，和县委住在一起。有一天，在街上碰到张长乐同志，他原是运河区王营乡民兵队长，后调睢宁城区任乡长，在撤退时没有赶上队伍，与组织失掉联系，后来逃到了郭集，托人介绍拜了一个地方女光棍（五十多岁）当干娘。他说回城区有困难，要求随我打游击，并告诉我郭集有两个坏蛋，可能是“特务”，经常搜集我们情况向李集、睢城的敌人汇报，欺压群众，人民对他们恨之入骨。我当即向县委回报，决定逮捕这两坏蛋，并由我和张长乐去完成。我和张商定，由张向他干娘说家乡来了两个买猪的，要她把那两个坏蛋请来作陪，说我们有事要他们帮忙。老太婆满口答应，把我请到家，买酒买菜进行招待，到四五点钟，饭也做好后，老太婆让张长乐去叫那两个人来吃饭。不多会张长乐回来了，那两个人跟在后边。到了大门口，一个往里进，一个突然说我有点事，就想往外走，我一看情况不妙，立即动手将第一个抓住，另一个刚转身想跑，被张长乐大步上去也抓住了，随即送到县大队连夜进行审讯，那两个家伙都承认参加了特务组织，并向李集县城送过几次情报。经上级批准，第二天就把那两个特务枪毙了。
李集的土顽大部分人虽然政治上很反动，但没有战斗力，不敢出圩子，于是我们逐渐开始到李集周围村庄活动，而群众也暗地与我们接近，向我们反映情况，从镇里给我们带香烟火柴和食盐。有一天下午个别群众还到李集南濉河边给我们送来一匹顽军跑丢的红马。形势逐渐好转，干部情绪高涨，再苦也不叫苦，坚持下来的信心更足了。
十月天气渐冷了，部队及干部身上穿的还是单衣，夜间冻得发抖。为了打开李集搞点布匹做棉衣，七九团政委李任之同志找我到团部开会，说部队决定打李集，让我带区武装，堵住西北方，如敌人从我的方向突围，坚决堵住，不能让敌人跑掉一个。接受任务，我马上回来进行动员，当天夜里便随部队一块进入阵地（时间十二时左右）。李集圩子西面和北面河沟都有水，西北角小便门外边有个桥，我们重点是要守住这座桥，机枪架在桥头，封锁住通道，由于我们地形熟悉，很快便布置妥当。夜间又冷又饿，正好桥外边住有几家人，有一家是炸油条的，于是我请他给部队炸油条吃，他很乐意，油条炸好，大家吃了油条，心里觉得热呼呼的。这时天快要亮了，先是街里响起枪声，接着满镇响起枪声和“交枪不杀”的呼喊声。正如我们预料，土顽开始从西北便门突围。由于我们火力很猛，很快便将敌人压了回去。经过两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和政治攻势，整个战斗全部结束，东西镇两个镇长，及一百多名还乡团全部被歼，三名罪大恶极的还乡团头子被就地枪毙。按需要从商店搞来布匹，以我们的公粮和从还乡团没收的粮食抵还。
李集打开后第八天，就又被顽匪王云文占据了。一天夜里，铜山县委书记李麟彩同志带县大队与我们住在一起，他们有六七挺轻机枪。大约夜十二时左右，李麟彩来找我商量想去李集再搞一些布。我向他汇报了上次打开之后情况，我说白天在李集周围村庄布置岗哨，镇内有干部活动，夜间撤出，定时传递情报，一夜三次，天黑一次，午夜一次，天不亮一次。当天夜里，我二人交谈到二三点，侦查人员两次来汇报，都说没有敌情。李麟彩同志说，他们从西北方向拉过来，也没敌情。他的态度很坚决，让我们在前面带路，这就样朝李集进发。到离李集有五六百米的时候，圩内机枪突然响了。情况有变，在铜山县大队掩护下，我们立刻撤了下来，由于铜山县大队火力很猛，敌人未敢出圩子。等我们退到离李集五六里地的轴山子，停下点名时发现宣传部长董爱堂同志不见了。我正向李麟彩汇报这一情况时，就听到李集东北方面响起枪声和手榴弹声。李立即派了一个连，随枪声迅速进发，命令部队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也要把人救出来。部队离村子还有一里路光景的时候，发现村子里着火了，由于情况不明，部队就没有再前进，退回到轴山。当天晚上我带人到这村了解情况，群众说只看到敌人在起火这家门口场园集合，后来忽然响起手榴弹和枪声，当时敌人四下逃窜，不多时敌人又集合包围这家，随即就放了火。敌人临走时抬走一个死尸、几个伤员。村里人下午过去看望，这家人都不在家，只见火堆里有一具被烧尸首。第二天晚上又去作进一步了解，群众说被烧的尸首有人埋了，谁埋的，埋在什么地方都不说。我们分析这村有几户军属，不说出是谁埋的是怕有麻烦。我后来又去多次，到田野去寻找，也没有发现埋人的痕迹。董爱堂同志就这样壮烈牺牲了。
悲壮东撤
尽管生活十分艰苦，我们广大干部却毫无怨言。为了打击敌顽和还乡团的嚣张气焰，我们依靠广大群众，采取伏击夜袭等多种战术不断打击敌人，游击区逐渐扩大。特别是打开李集，对敌人震动很大，引起敌人极大恐慌与不安，但是敌人对我们扫荡也日益加剧。顽匪王云文占据李集第二天就在东门外筑据点，挖沟拉铁丝网，四周挂汽油灯等。这坏东西有三四百人，武器配备也很好，四出骚扰，使我们接近李集有困难，不好开展工作。我们和他交战几次，都因为力量小，顶不住。有一天王云文配合敌顽一营向东扫荡，我们退到张楼附近与县部靠近，和官山区长周道明同志住在一个村。下午四时，敌人向我进攻。我两人商量，天已晚，东边住县委和区委，我们互相掩护向后撤，不打只撤那是危险的。就这样，他撤我打，他打我撤，配合的很好，最后安然无事摆脱了敌人包围。
在这种情况下，地委为了保存力量作出要疏散干部的决定，动员干部有亲投亲，无亲投友，远走高飞，只留短小精干的一小部分坚持斗争。至于党的关系只要不投敌，不做不利于人民的事，什么时候都承认是党员。开始干部思想不通，有的说，活着是共产党人，死了是共产党的鬼，宁愿与敌人拼死，也不愿逃到外乡受欺压，弄不好被敌人抓住更不值得。我们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动员了几个同志，不论到哪里去，什么关系可靠，就去干投靠，并做了详细安排，每人给两块钢洋。当天夜间送走时大家抱头痛哭，那种情景现在还记忆犹新。第二批是区队和县大队的几个干部，区里只有六七个人，于是我就扣留了一挺机枪（加拿大十八斤），由我和粮食局小黄轮流背着，后来人少，情况紧张，也不能靠近李集，就叫小黄带到县大队去了。
我们七八个人单独行动有困难，因此多是和别的区一起行动，有时靠县和七九团。有一天下午，我去九七团找李任之同志，李告诉我，地委通知今天晚上各县人员向洪泽湖西岸高集方向靠拢，让我们跟他走。出发后，在路上碰上一些县和区的人，大约十点左右到了集中地点，地委和其他各县都到了。休息时，有的说要过运河，有的说应付敌人大扫荡兜圈子，议论纷纷说什么都有。这时我们区长程庆余同志等提出要回本地去打游击，都是泗洪、泗阳人，经请示，县同意他们回去。这样我就只有三四个人了，就跟着县大队走，每到一地方安排住下，就急忙搞点吃的，大家心里想地委有三个团兵力，八个县还有武装，大胆睡吧。天亮起来再搞点饭吃，也不等通知，就三三两两走向县委住地走去。当时我们住的是洪泽湖的东岸，西边是安河狭长地带，地委是住上门店的唐莫圩子。大家集中起来后就往唐莫圩子进发，县大队跟我走在前边。走了不远听前边有枪声，都很惊讶，不多时刘永章同志回来说前边有敌人，不知地委去向，情况不明。于是就退回原地，掘掩体、筑工事，准备战斗。大家情绪都很紧张，怎么一回事，摸不清头脑，每人掘个掩体，蹲了一天未发生什么情况，天黑后再次向唐莫圩子进发，到了唐莫圩子又了解到地委已过运河，于是决定向西突出敌包围圈，一边打一边向西面的金锁镇突去。只记得铜山县、灵璧在南边，泗县在北，我们在中间，前后左右都有枪声，不过打的并不激烈。到下午太阳平西时见到刘永章、谢景鸿同志，说没有什么伤亡，只是灵璧县长下落不明。天黑后到了一个村停下来，各县负责人开会研究下一步怎么办，其他人就急忙去搞吃的，因为人多，有的搞到，有的搞不到，又不能远走，都在村头听命令。
我在村头，县政府秘书主任刘建中同志，把我拉到一家屋里头说，要组织三个小组突围，有刘宜群、赵思孟和我，每位只能带四五人。我这一组有泗县军事科长徐辉、刘建中，刘永章、谢景鸿两位书记走不走还不确定，问我要带什么人，我说要组织部长杜宝贵，还要张长乐，他们是河西王营子人，对地方情况熟悉。不多时刘建中把徐、杜、张三人带来，并说刘、谢走不开，我们快点先走，如果敌人察觉就走不了。随后由徐辉带路开始出发。这天晚上是天阴的厉害，还下毛毛雨，伸手不见掌。走一段路，我们便和徐辉失掉了联系，不能叫，拍掌也联系不上，于是又由张长乐在前边走，互相照顾，不要离的太远。走着不知东南西北，怎么办呢？只好到村头摸土庙，因为庙门是向南开的，这样就知道是什么方向了。我们走的是田里，不敢走路，怕遇见坏人或还乡团，拖延了时间，影响我们赶路。大概到半夜时，实在走不动，肚子里又没饭，就商量找小村搞点吃的再走。经研究，由我进村去，他们三人站岗放哨，最好找穷人家，不用趴墙和叫门能进去最好。我们到了一个村头，一进村有两个人敲梆子打更（顽保长为了监视共产党活动而设的），那边问什么人？我们火速上前说明是洪泽湖新四军要到徐海公路北去，饿了找点东西吃，那两人不叫，仍敲梆子，并说我给你拿点吃，我们不敢放他，说不必了，就到这家要点，他们还说这是苦太婆，还告诉我们门怎么开。一进门老太婆就问干什么，我说是共产党路过，饿了找点吃的，接着说，大娘，只有找穷人，有钱的不给，还会发坏的。老太婆说，墙上挂筐子里边有煎饼，你拿吧。我拿了三四张，谢了大娘出来，打更两人还给指方向。出村后分来吃，吃不下，因为嘴里没有唾沫。我们就到村头用水浸一下再吃，一边吃一边继续赶路。
走到拂晓，发现前边有顽军，从西向东去，还有炮车，分析这顽军是在包剿，不能前进了，时间也不允许再走。我们当即商量了两种办法，第一个是找个地主家，反动没有关系，只要把主要人物控制起来就好办，他要是报告就先打死他。第二个办法是找个场园，在高梁攒子里等待时机，大家都同意第二个办法（淮北种高梁多）。我们到一个村头，一看，村子不大，有个场园不小，里边有四五个高梁攒子较大，我们分头藏在里边，从上边住下垂吊，中间不沾地，悬挂着。在里边站了一天，直到知道天黑了，我才出来叫张长乐、杜宝贵，再去叫刘建中，他人已不在了，放在他身边的那支大枪还在，知道他已走了。我们见有一间屋里边有灯火，进屋一看有一个五十岁老头和一个八九岁小女儿在吃饭。我问这情况，他说这村是某地主场园，我是看场的，这村都是佃户，保长不在这村等。我们放心了，每人喝一碗稀饭。徐海公路离这有三十多里，我们要求他能否带一段路，老头答应了。
一过徐海公路，对这地方心里大体有谱了，向前几里地就到我1943年工作过的运河区境内。我和张长乐商量，就藏在袁庄南五场，这场园较大，只有几家种地户，都是老实人，虽然离袁庄近，但袁庄也没有问题，距反动村庄都有五六里地。我们赶到五场已经鸡叫了，仍按第一天办法藏在高梁攒子里。就这样趴了一天，天很冷，冻得发抖，天黑下来后，开始下雪，但不大。天晴后，西北风吹的更冷了。我们向西边王花园走去（王花园是顽乡公所地），从王花园西过大堰到黄河古道中心，我们到王营子，住张长乐他三哥那里，较可靠。这人是木匠，手头很巧，谁家的活都干，人缘好。
王营子是个大村，在古黄河边，张三木匠家就住在村南边后头，很偏僻，两间北屋，两间西屋，东边一小间火房，有个小院，大门不是木头而是用高梁秸编的木架子门。找到门前拍了下，火房有人问是谁？我说，是我，和长乐从洪泽湖那来的。随即开了门，我说，老张你还能听懂我声音，你怕不怕？他回答，不怕。后来，张三哥又把张长乐和杜宝贵叫来火房，又叫老伴烧水做稀饭。不多时他儿子从外边玩回来，他一家三口和我们边谈情况边议论怎么办。河道敌人封锁很严，很难过。我只有十块钢洋，交给他儿子，让他明天到河边千方百计要搞到船，能弄到船可先交十元。第二个办法是我们三人不过河，在这地方打游击，有五支枪（四支短枪、一支长枪），杀几个坏东西，到滨河乡以北找关系，作依托。商量结果是这地方只有长乐一人，如能把某某二三人联系上，局面不难打开，不过究竟他们远走了，还是隐蔽起来，得想法联系联系再说。我们喝了几碗饭，张三哥让我们三人睡在他儿子床底下，新娶儿媳妇满月接回门，回娘家去了，他家是大床，有床面子，外边看不到床底。我们三人就睡在床下，一直睡到太阳西下。这时张长乐的爱人抱几岁孩子从外边进来，叫了一声三哥就哭了，说没有吃的，张三哥急忙安慰说，他婶子没有吃的到我家拿，有我吃的就你们娘们吃的，别哭，叫老伴快拿几升高梁来。这时张长乐在床底下哭了，我捂住嘴劝他，可不能叫你爱人知道，叫她知道就不好办了。他三嫂子提过粮食来才劝走。天黑后，我们起来到火房喝了几碗饭，这时他儿子从皂河回来了，说没有办法过河，并说那几个人已远走高飞了。怎么办呢？杜宝贵提出要回家，说他在家不出名，到家搞几个钱远走，枪想法藏起来。我说，只要你不自首投敌，我不死，就承认你是共产党员。张长乐说，我去滨河乡表兄家隐蔽几天，然后远走到南京去。我特别嘱咐他晚上不能在家住，“儿女情长，英雄命短。”他三哥也让长乐走，孩子们生活他包下来。他们问我怎么办，我说坚决过河，请三哥给找个木盆，他立即将木盆给我。我们就这样在张三木匠家分手了。
他们两个人先走，我后走，临走张三送我到宅下草堆旁边，拉着我手问什么时候再见，我说老哥你放心吧，咱这困难是暂时的，共产党会胜利的，随后，我就背着木盆往黄河古道走去。怕出意外，先向西方，再向东，特地兜了几个圈子。在离皂河八九里地的河边上，发现河堤上有个坑，我蹲在里头，吸了一支烟，看着天上星星，估计可能到下半夜了，四周什么动静也没有，到河边一摸河水有冰，虽然西北风吹得很冷，我的思想却觉得轻松，河对岸就是我们地区，因此渡河信心百倍。把衣服一脱和枪都放在木盆里，左手掌着木盆，右手拨水向对岸游去。运河水有多半槽，水面约有七八百米宽，西北风吹着河里有浪，游到河中心时，右手冻硬了，动弹不了，我想游不动，浪也能把我推到对岸。大约有半个多小时，被水推到岸边，腿和右手已经不能动了，只有左手用力将盆推到地上，两支手插在衣服里，暖了一会才将盆拉到岸上。把衣服穿上，上了岸，鸡也叫了。上岸向西北方向走去，走到一个村头一看，有一家有灯火。我敲门，出来一个四十岁男的，一进屋就问我从哪里来的，我说是从洪泽湖到陆圩子去的。他说陆圩子离这十八里路程，今天正逢集，我也赶集，你先烤烤喝一碗小米粥就暖过来了。我从早上走到下午四点才到陆圩子，十八里路走了八九个小时，虽然身体疲倦走不动，但思想轻松精神愉快，我总结三句话“险恶环境，艰难路程，悲壮渡河”十二字。一进陆圩子，就有两个背大枪的问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说我从洪泽湖来，到这找睢宁工委，他说工委人员开会去了，你到我们区公所去吧。到区公所，区委书记、区长都不在，只有一个女教员接待我，说不了解我，还有枪怎么办？我理解她的意思。我说不吃你的饭，能给碗水喝，枪交给你保存，我得睡觉。她把我带到一间铺麦秸的房子里，我就在那里睡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区长回来，招待一顿饭，派区队用马把我送到邳县县委王土楼子，睢宁县委书记周宇明、原地委书记李云鹤等领导同志都在，我向他们汇报情况，他们说先找个地方休息几天，问我这地方有认识人吧?我说后边纪口村有我本家侄子纪裕已。于是派人找来，给十斤面，几斤肉，交待要好好照顾。我在他家住了八天，吃饭、大小便我都不知道。醒来他对我说，有人来看你，叫不醒，只好写条子留下，把我的衣服也给拆洗了。回去周宇明同志让我到陆圩子任工委书记，处理干部和家属的相关善后工作，处理完，去山东。我是农历十二月二十日去临沂跟地委北上的。
我到陆圩子不几天，王营子来人说张三木匠为了藏我，被皂河土顽抓去，能否想办法？我问那地方一些情况，问原统战对象唐嘉楚表现如何，他们说没做坏事，表面看不出什么，不过在皂河说话顶用（唐的哥哥唐更生是军长廖中流秘书，更是睢宁县党部主要人物）。我就写信给他，信内容大致是：共产党必胜，国民党必败，侵占一些地方这是暂时的，望你不要做不利人民的事，多做点好事，一定要把张三木匠保出来，花钱由你负责，望你一定做好这件事。后来有人来说信起了作用。如今张三早已去世了，他儿子在南京码头当工人，1985年来找过我，说要退休，想让女儿接班。我写证明：曾在战争年代掩护过我，盖市委章，后来南京市某区委同意接班。他在我这住了十几天，走时给了他二百元钱，还给他买了件皮大衣，亦算完了一桩心头之愿。
渤海齐东五区土改复查
我是农历十二月二十日去临沂跟地委北上的。我们去山东路上，正是要打莱芜李仙舟的时候。我抓部队支前，战斗结束，我们打扫了几天战场，随后离开部队到淄博，听华东局主任刘瑞龙报告，华中干部到渤海三分区土改。我被分到齐东县，带队是县长戴尚义（已故），我被分配到齐东五区，这区是齐东县最西边一个区，靠阳中县，离济南只有一百多里地，还乡团与土匪勾结一起闹的很凶，人称他们是武装特务小组。区委只有副书记李凤鸣、副区长刘XX，还有干部五六个人，区队不到十人，总共不到二十人，只能住在东边延安村，干部都是外县人，没有本地干部，开展工作很困难。
我们去了五六个干部，还有一个通信员，我一支短枪，通信员一支大枪，其余人没有枪。到了之后，副书记李凤鸣，副区长刘某介绍情况，说只有白天出来活动，不敢走远。敌人很猖獗，特务武装小组白天公开到村要粮钱、敲诈勒索、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当地土匪头子潘某有20人，这些人什么坏事都干，杀死全区党员积极分子40多人，杀害手段极为残酷，都是捆绑弄到房子顶上推下摔死的，真是暗无天日，成了人间地狱。记得第六天，吃过早饭后去找李凤鸣、刘区长，有同志告诉我，刘区长到了南边去，李指导员去了西边。我们几个同志都说他们应该和我们打个招呼，征求一下意见，都预感到情况不妙，决定马上到大堰顶上去看看情况。几人刚到堰上没走几步，就听到西边有枪响，这说明他们已经碰上敌人，立刻叫通信员向西打几枪助威。我们从堰顶往西跑，看堰下村西头有四五个敌人向西逃窜，我接过通信员大枪，对准打了几枪，下堰后到村头看，地上牺牲了一个区队员，再向前走不远，就见李凤鸣同志身受重伤躺在地上。我们速将其他人集合起来，把两人抬到延安村。李凤鸣同志在送县里去的路上就死掉了。在这种情况下，人员思想很紧张，北上干部也有畏难情绪，我们进行了反复动员、教育，最后大家一致认为只有干，不能动摇畏缩，更不能害怕不前，我们共产党员，就是不怕牺牲去战胜困难争取胜利，只要奠定这种信心，局面一定能打开。同时改变活动方式，白天我们在明处，敌人在暗地打我们，现在改为夜间活动，主动出击，变被动为主动。经过几次夜间袭击，干部情绪稳定了，信心加强了。一天夜里，延安村有个烈属朱大爷被敌人杀害了，家里只剩下一个寡妇儿媳和一个三四岁小孙子，敌人用残酷手段来对付我们，说明敌人对我们斗争方法害怕。我们抓住这一惨痛事件，对干部和区队进行教育，要坚决为李书记、朱大爷报仇，要化悲痛为力量。在这紧急关口时，县派公安局长梅景生同志带二十人便衣来帮助我们工作。这便衣队是在敌占区培养壮大的，对敌斗争很有经验，武器配备一长一短，还有几个神枪手。便衣队出去，到区外敌占区，都是分为几个小组，每组三四人，一出去两三天回来没有空手的。局面很快被打开，我们捉住几个武装特务，审讯出杀害朱大爷的凶手，在朱大爷坟上召开群众大会，公审、悼念，震动很大。紧接着又活捉特务小组头子潘某，召开全区公审大会。随后，我们干部深入到村里发动群众组织建立村政权，组织民兵开斗争会，发展党员，区队也一下扩大到四五十人。在八月，全区召开五千人“晴天大会”，在会上枪毙十八名罪恶滔天的反动分子。到秋季征粮扩军，顺利完成任务。
大概在1947年10月，敌人又占胶济路，五区再次沦为敌占区，我们就动员群众藏粮。当时敌人已到五区南部，情况十分紧张。一天，侯副区长带人到南边侦察敌情，我在北边某村庙里召集几个村干部检查藏粮情况，这天晚上月光灿灿，我们一行三人从住地回到庙门前影壁墙时，突然有人从影壁后边向我打了两枪（小枪）。我们观察周围没有发现什么情况，马上回住地，走在路上觉得鞋里有水，用手一摸手上粘糊糊的，到屋一看是腿上受伤，撕被单包上。这时区长从南边回来，说敌人已到黄村，离我们这里十多里地。我们立即离开村，到黄河边停下商量怎么办，如何坚持，最后决定由侯副区长选年青力壮有胆量的几个干部到可靠的地方区队活动，其余的人随我设法过河，由宣传部长肃某暂住河北岸，负责与河南联系，并和东边县委接头。找不到船，一天也没发生什么问题，到下午四时河北岸有一船，我们一招手就驶过来了，全部是华中干部，说地委副书记刘玉柱同志前天晚上从河南过来的，听说你就在河南岸工作，特来接你过河。我回忆临上船前和留下来坚持斗争的同志告别时，不少人流下热泪，紧拉双手不放，表达革命情谊，恋恋难舍。我在船上望着同志们站在河边摆手，心情十分沉重，含着热泪与五区阶级父老兄弟告别。过河到堰上坐下休息后，我怎么也起不来了，这时天已黑了，我没有进村，刘玉柱给五毛钱找了个担架，派张少杰同志送我在惠民部队总医院，在那里住了三个月。在住院期间五区来人看我时说，村里有积极分子未走，还乡团也未敢动。只有顽区公所贴布告说抓住“小蛮子”（指的我）奖20万元！出院后到阳信县商店区华中工作，任区委书记。1949年南下阳信，四地委干部大队编为二中队，随七兵团支前，从巢湖走，4月21日先过一团，我们是22号晚过江到浙江松阳县。
回忆淮北撤退，我们在泗县党史座谈会上，以刘永章同志为首的十几个人文字组，都是濉河两岸打游击经过各种遭遇的老同志。我们共同认为，七地委在泗县失利后，主力部队撤到运东这是战略需要；但七地委的撤离教训是没有长期坚持斗争思想准备所造成的，以致丢掉了县级干部60人，区级干部300人，乡级干部2500人，县区武装2500人（晚报刘瑞龙总结），这是淮北发展史上惨重损失。刘永章同志说，在敌人重兵包围之下，我们干部战士不怕牺牲、英勇奋、战宁愿战死不愿做俘虏的英雄气概，表现出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光照后人。我们广大共产党人坚信共产主义理想，赤诚的心永远向着党。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冲过种种封锁，千方百计、千辛万苦、千难万险找到党。我们在坚持游击时，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只要领导交给任务，不管有多大困难，多么危险，也要去完成。这种自我牺牲和团结互助、阶级友爱的精神，永远闪耀着灿烂光辉，我们党和群众关系是鱼水关系，我们突围都得到广大群众关怀支持保护，处处都体现出来。
结束语
重温这段历史，不仅对我们这一代人是个思想再教育，同时对广大青少年进行思想道德教育也会有重大现实意义。会议中间曾到彭雪枫师长灵前扫墓，我吟了四句诗，藉以来舒发我的情怀。
壮志凌云垂千古，
流芳百世育后人。
战地重游沧桑变，
墓前泪洒祭忠魂。
纪俊德，男（1918年—1999年），睢宁县古邳镇半山村人，早期参加革命，生前历任中共洛阳拖拉机厂党委书记、中央统计局副局长、河北省邢台市委副书记等职。
（ 陈建超、王耀先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