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3日，经过紧张的角逐，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

本次评选，通过层层选拔，遴选出20个项目进入终评，并最终选出“十大”。参加终评的项目，在时间跨度上，自距今4.5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历经新石器时代、夏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直至唐宋元；在地区分布上，从黄土地到江浙沿海，从西南山区到边疆地区多有涉及；从遗址类型上，包含洞穴遗址、贝丘遗址、原始城址、粮仓聚落、铸铜遗址、墓葬、祭祀遗址，以及烽燧遗址等多种。一眼万年，这些遗址从不同角度共同讲述着丰富多彩的中国故事。

贵州贵安新区招果洞遗址

一万年前的先人在这里用火

招果洞遗址位于贵州省贵安新区高峰镇岩孔村招果组，是一处跨越了整个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在全国极为罕见。

在历经5个年度的考古发掘后，考古学家发现51处用火遗迹、两座墓葬，大量石制品、磨制骨角器，以及和人类活动有关的动植物遗存。其中最早的遗迹出现在距今4.5万—3.7万年的地层中。在距今3万多年地层中发现的磨制骨器，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磨制骨器之一。在距今至少有1.2万年的地层中，考古学家发现1件通体磨光石器，刃部沾有大量赭石粉末，这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磨制石器之一，为探讨磨制石器的起源和功用提供了新证据。

该遗址目前发现火塘51个，主要集中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为集中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用火遗存之一，这些遗存与散落在周边的遗物一起，为揭示旧石器时代晚期穴居人群的行为和生存策略，提供了重要材料。环境考古工作者在古人类洞穴遗址内采集石笋，进行了国内首次古气候复原工作，目前已经获得其中几根石笋的精确年代模型。对石笋进行显微观察，发现石笋纹层内含有许多木炭碎屑，与文化层堆积中的用火强度高度符合。专家推测，古人类在洞穴中用火的纪录，最早可追溯到至少一万多年前。

项目负责人张兴龙介绍，招果洞遗址考古发掘整合了包括洞穴沉积学、动物考古学、植物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古环境学、石器分析、年代学等学科，考古科研院所与高校强强联合，可谓区域考古协作和多学科团队攻关的优秀案例。

浙江宁波余姚井头山遗址

河姆渡文化从这里走来

井头山遗址位于余姚市，临近河姆渡、田螺山遗址，总面积约2万平方米，是目前在浙江省和长三角地区发现的首个贝丘遗址。

项目负责人孙国平介绍，该地区距目前的海岸线有40公里，而此次考古发现却证实，8000年前，这里是古宁波湾，发现的大量贝类遗存和生产生活用具就是海边村落的先人们留下的。

井头山遗址距今8300—7800年，而且被深埋地下5—10米处，是目前所见中国沿海埋藏最深、年代最早的典型海岸贝丘遗址，也是浙江和长三角地区首个贝丘遗址，为研究全新世早中期中国沿海环境变迁与人类活动的相互关系提供独特案例，为今后探索发现中国沿海8000年前乃至更早的遗址指明了方向。

井头山是典型海岸贝丘遗址，是中国先民适应海洋、利用海洋的最早例证，表明余姚、宁波乃至浙江沿海地区是中国海洋文化的重要源头区域，为全新世早中期海岸环境和海平面上升过程树立了精确的时空坐标。出土遗存和所处地理环境表明，这里是河姆渡文化的直接来源，由此，宁波的历史轴线在河姆渡文化基础上又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

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

5300年前的河洛古国

双槐树遗址位于河南省巩义市，确认遗址现存面积约117万平方米，是距今5300年前后经过精心选址的都邑性聚落遗址。

项目负责人顾万发介绍，从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分析，这里是迄今为止在黄河流域发现的仰韶文化中晚期规模最大的核心聚落。它的发现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被有关专家命名为“河洛古国”。

遗址中发现的大型建筑群，已初具中国早期宫室建筑的特征。比如其“品”字形布局、“一门三道”的宫殿形制，在二里头、偃师商城等后世遗址中多次被发现，可谓是古代宫殿的鼻祖；而大型中心居址建筑前两道围墙及两处错位布置的门道和加厚围墙的设计，具有极强的防御色彩，可能是中国古代最早瓮城的雏形。

本次发掘发现的夯土祭台遗迹，是仰韶文化遗址中的首次发现，有利于开展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周边区域在祭坛文化以至高层礼仪制度方面的比较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双槐树遗址发现大量农作物遗存和正在吐丝状态的牙雕家蚕，连同其周边遗址发现的农业和丝绸实物等，充分证明了5300多年前的中原地区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农桑文明。

河南淮阳时庄遗址

夏代早期的天下粮仓

时庄遗址位于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四通镇时庄村，总面积约10万平方米，距今4000—3700年左右。

遗址的南部，在面积约5600平方米的人工垫筑台地上，考古学家共发现29个粮仓遗迹。其中有13个粮仓的样子类似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常见的干栏式建筑，另有16个是直接建于地面上，有方形有圆形。在遗迹中还检测出，粮仓主要储存的是黍。该遗址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粮食集中存储的粮仓城，为研究我国古代早期国家的粮食储备、统一管理和可能存在的贡赋制度等提供了绝佳的实物资料。

项目负责人曹艳朋介绍，目前可以认定，时庄遗址为一处布局清晰、功能专一的围垣聚落，是夏代早期中原地区新出现的小型化、专门化聚落，是一种崭新的聚落形态。考古队在时庄遗址周围15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还发现存在至少13处同时期的聚落，共同构成了庞大的区域性聚落群，是时庄遗址单一功能性聚落发展的重要支撑。这对于重新认识夏代早期的社会组织结构、管理水平和国家治理能力等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河南伊川徐阳墓地

实证“戎人内迁伊洛”的历史事件

该墓地位于河南省洛阳市伊川县鸣皋镇徐阳村一带，已发现墓葬500余座，包括贵族墓地和平民墓地。贵族墓地主体遗存为东周时期墓葬及陪葬车马坑等，目前已发掘清理东周墓葬132座，车马坑4座、祭祀遗存7处，此外还有西周、唐宋时期墓葬18座，祭祀遗迹2处。

徐阳墓地东周时期葬制、墓葬排列、器物组合及葬俗具有典型的周文化风格，等级差别十分明显。此外，在大中型贵族墓陪葬车马坑或部分中小型墓内还发现有放置马牛羊头蹄的殉牲现象，这种葬俗与春秋时期中国西北地区戎人葬俗相同，反映出该墓地族群与西北地区戎人存在渊源。从墓地时间跨度及所处位置分析，它与“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的陆浑戎相吻合，因此，这处墓地应为陆浑戎遗存，它所在的顺阳河流域应为陆浑戎迁伊川后的聚居地和核心区域。

项目负责人吴业恒介绍，徐阳墓地的发现证实了文献所载“戎人内迁伊洛”的历史事件，是研究春秋战国时期民族迁徙与融合、文化交流与互动的重要资料。

西藏札达桑达隆果墓地

西藏早期最系统的丧葬形式

桑达隆果墓地位于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札达县桑达沟沟口，地处喜马拉雅山脉西段北麓，海拔3700米。

该墓地是目前所见西藏西部早期丧葬习俗最系统的墓葬材料，反映出当时、当地先民们，有同时随葬明器、实用器两类器物的传统，以及随葬食物和毁器的习俗。体现了以札达县为中心，来自于它西部、东部、南部、中部以及中原地区考古学文化传播至此的痕迹。出土了6件金、银面饰，其形制与临近的曲踏墓地、古如甲墓地，以及印度西北部的马拉里墓地、尼泊尔北部的桑宗墓地出土的金、银面饰形制相同或相近。项目负责人何伟介绍，这类金、银面具发现数量稀少，集中分布在喜马拉雅山脉西段南、北两麓，其年代从公元前300年延续至500年。

通过碳十四测年可知，桑达隆果墓地的使用年代为公元前366—668年，时间长达1000年。在这1000年期间，桑达隆果墓地出现了三个明显的阶段：公元前200年之前，出现明显的贫富分化，是复杂社会的初兴时期；公元前200—600年，这一时期在富有阶层里出现了一小部分身份地位特殊的人群，掌握着除财富以外更多的权利，可能是政治实体形成初期；600年以后，遗迹、遗物形态与前一时期相同，但数量、种类上都有明显减少，专家推测可能是洪水泛滥，人群大规模搬迁于他处居住。

江苏徐州土山二号墓

实验室里“挖出来”的汉墓

土山汉墓位于江苏省徐州市区云龙山北麓，共发现三座墓葬，《水经注》等记载为“亚父冢”，俗称范增墓。一号墓规模较小，三号墓可能为废弃墓葬。二号墓位于主封土下，1977年发现至今，历经了三代考古人40余年的发掘历程，发掘工作从室外考古转为室内考古，从田野考古发掘转为发掘与保护、展示并重，是我国考古发掘工作理念转变的缩影和范例。

项目负责人耿建军介绍，通过实验室考古，他们厘清了东汉早期诸侯王陵墓的营建过程、建筑结构及建造方法等诸多问题。证实东汉诸侯王与王后并穴合葬的形式，并首次发现较为完整的东汉诸侯王彩绘漆棺，明确东汉诸侯王（后）使用双层套棺的棺椁制度。墓道壁上的浅槽痕迹证实了墓葬有二次打开的现象。墓主人的彩绘漆木棺并列放置于后室棺床上，内棺为梓木，外棺为樟木，这是首次确认东汉诸侯王墓合葬形制。王的葬服为银缕玉衣，王后的为鎏金铜缕玉衣。葬具、葬服与史载基本相符。考古人员还在封土中发现4500余枚西汉封泥，主要是楚国官印封泥，全国罕见，是一批重要的封泥文字资料。

墓中出土的银缕玉衣、双重漆棺均符合诸侯王葬制，尤其是墓石上发现多处“官十四年”纪年刻铭，是刘英就国之年。结合上述多种证据，证实墓主为楚王刘英。

陕西西安少陵原十六国大墓

中华文明从多元到一体的实证

十六国大墓位于西安市南郊少陵原之上。考古发掘了3座墓葬，出土278件随葬器物及土雕建筑、壁画。

三座墓葬，规模巨大、形制特殊、结构完整，且皆为两室以上的大墓，出土了土雕建筑模型、巨幅壁画，经判断，为十六国时期高等级墓葬。这一发现对研究十六国时期大型高等级墓葬的分布、结构等中国古代陵墓制度具有重大价值。

项目组的宁琰在终评会上介绍，三座墓葬不论从整体形制、布局到随葬器物，既有显著的中原传统汉文化特点，又具有少数民族文化特色，体现出中原文化强大的辐射力及影响力，反映了中华文明的历史演变过程。本次发现的彩绘土雕建筑，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接近中国传统古代土木建筑原型的实例。

青海都兰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

唐吐蕃时期吐谷浑王之墓

热水墓群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乡境内，是公元6—8世纪的重要墓葬群，出土的大量文物有力地证明了，从北朝至隋唐时期，青海道是丝绸之路上的一条重要的干线，都兰则是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

考古出土了大量金银器、铜器、皮革、丝织品等珍贵文物，尤其是发现了一枚方形银印章，由骆驼和古藏文组成，藏文大体意思是“外甥阿柴王之印”。由此可知，墓主人是阿柴王（即吐谷浑王），而且自称为吐蕃外甥，这与敦煌文献记载相合，这是唐吐蕃时期吐谷浑与吐蕃政治联姻的重要物证。

项目负责人韩建华介绍，地上墓园建筑、棺床以及主墓室东西两壁用涂红彩的斗拱装饰，这些元素带有明显中原文化特征；另外墓葬出土的木构建筑模型，与道教相关的五色石、大量中原的丝织物，充分证明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作用，体现了中原文化强大的辐射力及影响力。

吉林图们磨盘村山城遗址

东夏国的南京城故址

磨盘村山城，原名城子山山城，坐落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图们市。经过连续8年的考古发掘，确认这里是金元之际东北地方割据政权东夏国南京城故址。

通过城墙解剖，考古学家发现城墙分早晚两期修筑，始建于公元7世纪末，公元13世纪初进行过修整扩建。在终评会上，项目组的徐廷介绍，他们结合出土的印章官职、建筑特点和炭化粮食层的发现，推测山城的中区建筑群应为东夏国时期重要的官方仓储机构所在。他们在西区发现的大型建筑遗迹，规格高，分布集中，推测为东夏国官署或宫殿区。

山城东区北侧有一处院落，地势较高，院落内有一大型建筑址，坐南朝北，建筑台基满堂以卵石和砂土铺垫，台基东、西、北三面以青砖包砌。根据台基上的柱网排列判断，该建筑为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屋内青砖墁地。建筑南部有月台，月台有踏道。出土的文物以鸱吻、兽面瓦当、檐头板瓦等建筑构件为主，规格较高，专家推测应为东夏国时期的一处祭祀或纪念性建筑。

（本报记者 李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