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党组织的建立和投身大革命洪流

在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基础上，中共江苏地方党组织诞生了。江苏党组织一经诞生，即投入实际革命斗争，领导工农运动，和国民党进行合作，推动国民革命运动发展，在江苏掀起了大革命高潮。但由于国民党右派的背叛，大批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遭到屠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革命力量遭受重大损失。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参加会议的中国代表提出废除外国在华势力范围，收回战前德国在山东攫取的各项特殊权益等要求，遭到与会列强的拒绝。与会列强还同意日本提出的无理要求，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给日本。中国代表对此提出抗议，但是，腐朽的北洋军阀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竟准备在这个丧权辱国的和约上签字。

1919年5月初，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激起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愤怒。以北京学生斗争为先导的反帝爱国运动迅速爆发。5月4日，北京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学生的爱国行动却遭到北洋军阀政府的镇压，被捕学生32人。

消息传来，群情激愤，江苏人民声援北京学生反帝爱国运动的怒潮迅速席卷全省。5月6日，江苏教育会致电北京政府，要求释放被捕学生。5月7日，南京高等师范等13所学校的代表在鸡鸣寺召开会议，决定响应北京学生联合会的号召，开展反帝爱国斗争，并决定于5月9日国耻纪念日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

9日上午，南京大中学生6000余人齐集小营操场，举行国耻纪念大会，工商界亦派代表参加。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校长钟叔进、南京高等师范教务主任陶行知等先后演讲，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和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号召大家做北京学生的后盾。接着，学生整队游行。游行队伍举着“还我青岛”“惩办卖国贼”等标语，一边高呼口号，一边散发传单，呼吁群众团结起来，反抗外侮，共诛国贼，齐雪国耻。苏州、扬州等城市的学生也闻风而动，迅速集会游行，通电呼吁。以学生为先导的爱国浪潮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各界群众纷纷发通电，召开国民大会，举行游行示威。常州、无锡、太仓、南通、淮安、宿迁、镇江等地也都相继举行了规模在千人以上的集会游行。

为推动运动向前发展，学生和各界群众开始组织起来，坚持长期斗争。5月10日，苏州中等以上学校2500名学生与中小学校教职员，组织了苏州学界联合会。5月13日，南京20多所中等以上学校推举代表75人，组成南京学生联合会。南通、扬州、常州、无锡、镇江、淮阴及许多县城，也先后成立了学生联合会。6月16日，全国各地学生在上海召开全国学联成立大会，江苏代表14人参加会议。除学生联合会外，当时还有为抵制日货而组织的中华救国十人团、劝用国货团、中国国货维持会等，其他如商界爱国团、工人救国团、女学生救国团、商学爱国团等群众自发组织相继成立，充分表现了广大民众的爱国热忱。

6月3日、4日，北洋军阀政府接连对北京爱国学生进行大逮捕。为抗议军阀政府的暴行，声援爱国学生，江苏各地陆续开展了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的“三罢”斗争。大中学生纷纷罢课。6日起，南京全城罢市。7日，镇江商界一致罢市。8日，苏州各商店自行闭门。其他县城和较大集镇均相继罢市。

这时，工人阶级作为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6月7日，南京下关、浦口码头工人罢工，水陆物资停止起卸。城区工厂工人、人力车工人、航运工人相继罢工。津浦铁路司机也举行了同盟罢工。苏州苏纶纱厂和一批丝厂工人一致同盟罢工，初步显示出强大的威力。

江苏军阀当局对人民群众的爱国行动极端恐惧，公开镇压“三罢”运动。6月7日，南京出动大批武装警察，强迫店铺开门营业，打伤拒绝开门的商民，刺伤在下关维持秩序的学生28人，逮捕数十人。当局的暴行激起人民的公愤。8日，南京各界举行了万人抗暴游行，要求严惩凶手，抚恤受伤学生。6月10日，北洋政府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不得不释放被捕的北京学生，并宣布罢免亲日派官僚。6月28日，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取得了胜利。

五四运动进一步唤醒了江苏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意识，推动了新文化运动在江苏的发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江苏的传播。青年知识分子开始广泛阅读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报刊杂志。《新青年》《星期评论》等进步刊物在江苏知识界广为传播。各种新社团纷纷破土而出，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南京学生联合会、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分会等。这些社团，尽管其政治主张不同，但是都有一定的进步性，他们纷纷创办刊物，扩大影响。《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是南京学联创办的刊物，该刊主要报道江苏及全国反帝爱国运动的情况，批判旧制度、旧道德，介绍新思潮。这一时期，江苏出版的进步刊物还有《宁声》《少年社会》周刊、《少年世界》月刊、《妇女评论》《赤潮》等，这些刊物均不同程度地刊载了介绍苏俄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在江苏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张闻天起了重要作用。张闻天是江苏南汇县（今属上海市）人，1917年秋到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读书。五四运动期间，他成为学生运动中的一名积极分子和《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的编辑、主要撰稿人。他发表的《社会问题》一文，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论述人类社会的变迁和中国当代的社会问题，认为“现在最要紧的是铲除士大夫阶级”，即推翻封建统治阶级。关于革命的动力，他认为应当是“劳农界人”。文章的末尾还全文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十条纲领。《社会问题》一文对马克思主义在江苏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职员杨贤江在1920年春夏之间发起组织了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联络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先进知识分子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出现了新的局面。一些人开始走出书斋，走向社会，深入到工人中进行社会调查，启发工人的觉悟，动员工人起来斗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产业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开始学习并接受马克思主义，浦镇机厂工人王荷波，陇海铁路铜山（徐州）站工人姚佐唐、王弼，沪宁铁路工人孙津川等人为其中的代表。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遭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对，江苏军阀当局明令严防“新思潮”，禁止“过激主义”，查封进步刊物。然而，革命的真理不是武力所能扑灭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思想日益引起渴望改造中国社会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共鸣。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江苏的一些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从积极思考、探索改造中国的道路，到接受马克思主义，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并成为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的党员。

周恩来从少年时代起就树立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远大理想。1920年11月，他从天津赴欧洲求学，其间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1921年春，周恩来成为旅法共产主义组织的领导人，在旅法学生和华工中开展革命宣传工作，参与领导了旅法华人开展的反对中法两国政府之间秘密军火借款的斗争，以及勤工俭学学生争取生存权和求学权的斗争，为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旅欧组织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21年1月，瞿秋白以北京《晨报》记者身份赴俄国考察，以亲身见闻最早向中国人民系统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真实情况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初创时的动人情景。他还比较系统地学习和研究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1922年2月，瞿秋白正式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0年春，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等人来华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张太雷担任翻译。8月，张太雷参加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活动，并参与筹建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10月，他参加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21年3月，张太雷担任共产国际远东局中国科书记，六七月间，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向各国共产党介绍中国革命的情况。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8月中旬，中国共产党公开领导全国职工运动的组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和帮助下，江苏工人运动出现了新的局面，开始成立工会，建立党的组织。

1921年11月20日，为反对路局法国人的虐待，陇海铁路徐州（铜山）站机务工人联络开封、洛阳、郑州等站工人举行罢工，罢工委员会负责人为姚佐唐。罢工胜利后，姚佐唐被选为徐州站工会会长，后又当选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分部委员。1922年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干事、共产党员李震瀛到陇海铁路指导工作，筹建党组织。不久，李震瀛在徐州车站发展姚佐唐、程圣贤、黄钰成等工人入党，建立了中共陇海铁路徐州（铜山）站支部，归属中共北京地委领导。这是江苏最早建立的基层党组织。1923年二七惨案后，北洋军阀政府加紧镇压工人运动，姚佐唐等被迫先后离开徐州，铜山（徐州）站支部未能继续开展工作。

1922年秋，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分部的帮助下，中共浦口小组成立，组长为王荷波。王荷波是南京浦镇机厂机匠，出身贫苦，饱尝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的痛苦，萌发出反帝反封建的意识。1921年3月，王荷波领导浦镇机厂工人成立中华工会，他被工人推举为副会长，后任会长。他领导全厂工人掀起了一场反对英籍总监工布拉克暴虐统治的斗争，迫使路局和厂方接受了工人的要求，显示了工人阶级团结的力量。1922年夏，王荷波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他领导建立了中共浦口小组，属中共北京地委领导。

1922年7月，中共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兼区执行委员会成立，领导上海、江苏、浙江地区党的工作。年底，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在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中发展谢远定、吴亚鲁（吴肃）入党。1923年10月，中共南京小组成立，有党员5名，组长为谢远定。

吴亚鲁自南京高等师范毕业后，到徐州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任教。他在青年学生中组织读书会，引导学生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1924年冬，他领导建立中共徐州小组。

1923年2月8日，中共浦口小组领导了浦口、浦镇铁路工人罢工，这次罢工是为声援京汉铁路大罢工和抗议浦口港务处无理开除工人而进行的。王荷波带领工人向津浦路局提出了八项条件。9日，当机务段长收买从蚌埠开来的货车司机牵引机车北上破坏罢工时，王荷波带领几百名工人阻拦。许多工人横卧在冰冷的铁轨上，迫使列车停开，津浦路南段交通中断。正在这时，王荷波接到京汉铁路罢工工人遭到血腥镇压的消息，党小组在路局被迫接受工人的主要条件后，决定复工，避免了流血牺牲。这次斗争打击了帝国主义、反动军阀的反动气焰，显示了党组织的重要领导作用，扩大了党在工人中的影响。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在江苏积极发展团员，建立团组织。1921年，南京先进青年知识分子吴亚鲁、谢远定，工人王光林、金太瑺等10多人加入青年团。1922年5月5日，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地方委员会成立，成为当时全国15个地方团组织之一，负责人为侯曜和吴亚鲁，共有团员24名。南京团组织举行读书会、演讲会等活动，向广大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运动。随后，无锡、徐州也建立了青年团组织。

20世纪20年代初，军阀之间为了争夺地盘在中国大地上展开了一场又一场混战，人民饱受军阀战争之苦。当时中共的力量还很弱小，联合其他革命力量，建立统一战线，打倒军阀及推翻帝国主义压迫成为中共的主张。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国共合作的方针，并决定同国民党的联合战线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即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会议还提出党在现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运动。

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响应中共三大号召，在安排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同时，还动员并帮助江苏一些地区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加入国民党。同年8月，在南京召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同共产党员一样，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1923年下半年，江苏地区只有南京建有两个中共小组（后发展为两个独立支部），党员约20人。南京、无锡两地有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团员近40人。江苏的党、团员人数虽不多，但由于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武装和严密的组织，因而朝气蓬勃，富有战斗力。年底，南京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都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使南京的国民党组织迅速发展。至1924年上半年，国民党已在南京建立起三个区分部，下半年又建立了三个区党部。全省有国民党组织的市县达10多个，各项革命活动也迅速开展起来。

随着革命运动深入发展，共产党员人数稳步增加，党的力量和影响不断扩大。1925年8月，中共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改组为中共上海区（后亦称江浙区）执行委员会。江浙区委成立以后，积极整顿和发展党的组织。9月25日，江浙区委决定将浦口、南京两个独立支部统一组成中共浦口地方委员会（12月，又将其改为中共南京地方委员会），下辖浦镇第一、第二支部，浦口支部，南京支部，共有党员53人。1924年底1925年初，中共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派人到苏南地区的无锡、苏州、江阴、丹阳等地开展活动，发展党员建立组织。党在苏北地区的活动也逐步展开，徐州、南通、如皋等地是活动的重点。1926年初，江苏已建立了中共南京地委、徐州特支、无锡独支、苏州特支、南通独支、丹阳特支、江阴支部等组织，共有党员100人左右。至年底，全省已在18个市、县建立了中共组织，共有党员525名。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在各项运动中都站在斗争的前列，成为国共合作的中坚力量。

1925年8月，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在上海成立。柳亚子、朱季恂、侯绍裘、董亦湘等9人当选为执行委员，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中多数是共产党员，其余为国民党左派。省党部的成立，是国共合作在江苏形成的标志。此后，江苏国民党组织又有所发展，至1926年5月，有市、县党部27个，区党部70个，区分部303个，党员4251人。

国共合作形成后，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并肩战斗，促进了国民革命新局面的出现。许多著名的共产党活动家如恽代英、萧楚女、董亦湘等，经常到一些大、中学校演讲，宣传革命思想，指导国民革命运动，指引一批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也曾派人分头到各地进行宣传发动。各地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还办报纸，出刊物，扩大宣传阵地，如国共合办的《南京评论》，社会主义青年团无锡支部和中共无锡支部创办的《青年评论》等。

中共江浙区委和国民党江苏省党部还共同选派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分别去黄埔军校学习，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受训，去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

自国共合作起，江苏国民党内的右派就反对这种合作，进行分裂活动。南京的国民党右派未经省党部批准，建立了非法的国民党南京市党部。1926年3月12日是孙中山逝世一周年纪念日，国民党中央决定这一天在南京举行中山陵奠基典礼，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市党部代表，孙中山亲属，南京各界人士3000余人出席。奠基典礼刚结束，国民党右派预先雇佣的流氓、打手即手持早已准备好的木棍、铁杆殴打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省党部常务委员侯绍裘等6人被打成重伤，轻伤者众多。右派分子还非法成立了一个省党部，企图与经国民党中央批准的江苏省党部分庭抗礼。

针对国民党右派的种种罪恶行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舆论上揭露他们的阴谋，在组织上给为首者以必要的惩处。省党部及松江、吴江县党部均致函国民党中央，要求惩办肇事的右派分子。省党部还议决解散南京右派市党部，开除一批右派分子的国民党党籍。

国共合作的实现，促进了工农运动的恢复和发展，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股向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猛烈冲击的革命洪流。五卅运动是这次大革命高潮的开端。

1925年5月15日，共产党员、上海日资纱厂江苏滨海籍工人顾正红为抗议日本资本家无故开除工人而被枪杀。中共中央决定在租界内举行大规模的反帝示威活动。30日，上海工人和学生举行街头宣传和示威游行时，租界的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上突然开枪，打死13人，伤数十人。此后几天，在上海和其他一些地方又连续发生英、日等国军警枪杀中国人的事件。

顾正红

这些事件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江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迅速开展声援上海人民的斗争，掀起了反抗帝国主义的大革命高潮。斗争首先在大、中城市展开，随即向县城和城镇扩展。6月上旬，全省所有县城的爱国群众几乎都已投入五卅运动的洪流。

在中共南京地方组织发动下，各大、中学校迅速建立五卅惨案后援会，国民外交协会亦很快建立。各学校学生纷纷罢课，并上街游行示威，声援上海人民的斗争。中共南京支部和团地委还重点发动了英商和记洋行工人罢工。和记洋行工作环境恶劣，工人没有任何劳保待遇，早就对帝国主义怀着极大的愤懑。他们听到五卅惨案的消息后，多年来积压在心中的怒火一下子迸发出来。6月5日，为声援上海人民的斗争，也为争取自身的权利，全洋行6000多名工人在党的宣传鼓动下开始罢工。英国资本家千方百计破坏罢工。为使和记洋行工人罢工能坚持下去，南京党、团组织开展了广泛的募捐活动救济工人。和记洋行工人罢工斗争坚持了42天，一直到英国资本家被迫答应工人提出的大部分条件方告结束。在江苏早期工运史上，这次斗争规模之大、时间之长都是空前的，又一次显示了江苏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

苏州、镇江、无锡、南通等地的学生和市民群众，也积极响应五卅运动，纷纷发表通电，成立后援会，演讲募捐，游行示威，罢课、罢市、罢工。江苏人民在反帝斗争中日益觉醒了。领导运动的中共江苏地方组织得到进一步发展，开始在乡镇中建立基层组织。

五卅运动时期南京各校学生示威游行

五卅运动后江苏工农运动高涨，各地工人罢工次数猛增。据不完全统计，1926年全省各地工人罢工70多次，工人比较集中的无锡即发生罢工37次，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无锡21家丝厂工人的同盟大罢工。

1926年5月21日，无锡德兴丝厂工人为要求丝厂老板兑现增加工资的承诺举行罢工，得到中共无锡独立支部的积极支持。无锡工人代表、共产党员秦起出席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返回无锡后，抓住时机，向工人积极分子宣传大会精神，并按照大会决议的要求，将工人罢工从经济斗争引向政治斗争。党组织和工人积极分子研究决定，联络各丝厂工人，进行全城同盟大罢工。23日，罢工遭到警察和商团的镇压，造成流血惨案。26日，秦起两次召开工人代表会议，决定开展宣传募捐，争取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同时采取措施帮助罢工工人度过暂时困难。28日，地方当局和丝厂老板被迫答应工人提出的主要条件，罢工取得胜利。一些工人积极分子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党组织的领导和发动下，江苏各地农民也逐渐觉醒。江苏农村在军阀的统治下封建剥削苛重，大量土地日益集中到官僚、地主、高利贷者的手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贫苦农民没有或只有很少的土地。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抓紧开展农民运动的指示精神，1926年11月16日，中共江浙区委成立农民运动委员会。许多党员开始深入农村，组织农会，发动农民与封建地主阶级进行斗争，并将斗争中的积极分子吸收为党员。至1926年底，全省农会会员已有312253人。

1925年10月，共产党员周水平在他的家乡江阴发起组织“佃农合作自救会”，将佃户们团结起来，反抗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他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揭露地主对农民的封建剥削，揭示农民困苦悲惨命运的根源，组织农民开展抗捐抗税斗争。在周水平的宣传鼓动下，江阴、无锡、常熟三县的佃户纷纷起来抗租，声势浩大，引起地主豪绅的极大恐慌，江阴、无锡、常熟三县的大地主联合起来诬告周水平。1926年1月，军阀孙传芳密令地方当局残酷杀害周水平。周水平的英勇斗争引起正在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工作的毛泽东的注意，他在《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一文中赞扬了周水平的英勇斗争事迹。

反动军阀的屠刀吓不倒要求革命的农民。江苏各地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步组织起来，为本阶级的利益而斗争。1926年夏，南通南五区数百名农民组织了农民协会，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不准涨租涨息，禁用大斗大秤的口号。睢宁、常熟等地也发生了较大规模的农民抗租抗税斗争。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东挥师北伐。在北伐军节节胜利的形势下，江苏工农群众运动高涨，中共组织也有较大发展。为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确定新形势下的斗争方针，中共江浙区委决定召开全区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7年2月11日，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中共江浙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真如召开。出席大会的有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彭述之、杨之华，区委委员罗亦农、赵世炎等10人，各地方代表52人，代表全区5157名党员。江苏代表谢文锦、刘少猷、杨佳林、张佐臣、秦起等8人，代表江苏党员525人。

大会中心议题是动员江浙党员发展工农运动，促进革命形势高涨，迎接北伐军。中央代表在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分析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以及反革命势力和革命势力的状况，指出“中国目前的政治问题，即是国民革命问题，亦即反帝国主义斗争的问题”，要求全党同志“积极取得革命的领导权，建立无产阶级、农民及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专政”。江浙区更须加紧发展工农运动及一切民众运动，“巩固和扩大我们党的组织和影响”，要求“江浙区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争领导权的模范区域”。

罗亦农

江浙区委已注意到革命队伍中隐藏着的危险，罗亦农在代表区委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北伐军一来，江浙两省必有大反赤局面，蒋介石太恨共产党，预备到南京与共产党算账，他并反苏俄。所以蒋一来必联合左、右派资产阶级等一致反赤。”大会决议案也明确指出：“江浙两省的绅士官僚的势力特别壮大，一旦北伐军新右派的军队占领江浙，这一危险现象将更可怕。”

针对这一危险形势，大会要求：“上海及江浙两省的工人阶级为着制止革命的危机，取得革命的领导地位，不只本身的组织要有广大的发展，并且要发展广大的革命的民众运动，尤其是要拉住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群众。”大会认为要实现上述目标，根本问题是“必须要有一个广大的群众政党指导，本党过去的组织力量太弱，党员的数量太少，未能深入各种民众，未能普遍在江浙各地发展和扩大本党的组织”。大会提出：“必须积极发展本党的组织，扩大党员的数量，增高党员的政治觉悟，努力使党成为一切群众运动的核心，如此，才能应付目前中国革命运动的严重时期。”

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共江浙区委，罗亦农、赵世炎、何松林、尹宽等15人为区委正式委员，罗亦农为区委书记，赵世炎分工负责组织，尹宽负责宣传，何松林负责职工，并由罗、赵、尹、何四人组成区委主席团。同时，区委决定成立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军事等6个委员会。以后，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江浙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也作为中共江苏省第一次代表大会。

赵世炎

江苏各地党组织积极贯彻江浙区委第一次代表大会精神，推动工农运动发展，促进了革命形势的高涨，党组织也迅猛发展。据1927年3月统计，江浙地区共产党员已发展到1.3万余人，为迎接北伐军准备了力量。

1926年底，北伐军在江西击溃军阀孙传芳主力后，控制了除浙江、江苏、安徽以外的南方各省。孙传芳将残部集中到松江、上海一带，重新整编，又勾结奉系军阀张宗昌率领的直鲁联军南下，和北伐军对抗。北伐军编组了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和中路军的江右、江左两路军。东路军由浙江向江苏、上海方向推进；江右、江左军由长江两岸向东推进，在南京、上海、杭州三角地区围歼孙传芳残部和直鲁联军，肃清长江下游的军阀势力。

为迎接北伐军的到来，中共江浙区委要求全体共产党员“大大号召群众，做好欢迎、响应北伐军的工作，积极组织宣传队和慰劳队，号召上海工人举行响应北伐的总同盟罢工，积极组织纠察队”。北伐军进入江苏境内后，江苏地区的国共两党基层组织，立即发动群众欢迎北伐军，为北伐军当向导做后勤，有的还在军事上策应。北伐军所到之处，国民党机构都公开办公，代行行政职能，维护社会治安，协助组建新的地方政府，做了大量工作。

1927年3月21日，当北伐军从浙江推进到上海近郊时，中共中央、中共江浙区委领导发动上海80万工人总同盟罢工，并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经过30多个小时的战斗，打败了军阀部队，解放了上海。22日，北伐军进驻上海市区。

南京中共组织、共青团组织和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左派）加紧发展组织，壮大力量，加强两党之间的合作。中共南京地委在大的工厂和码头、车站秘密组织了工人纠察队。地委负责人文化震等还亲自到奉军内部去进行策反工作。当北伐军进攻南京城时，中区警察署署长打开通济门，引北伐军入城。

无锡县总工会决定以总罢工的方式迎接北伐军，并在申新纺织厂等厂组织工人纠察队，破坏铁路、颠覆军车，致使沪宁铁路一度瘫痪，配合了北伐军的进攻。无锡地委和县总工会得知北伐军已攻占常州的消息后，即于3月21日发动了全县4万多工人的总同盟罢工。在无锡工人的配合下，北伐军兵不血刃进驻无锡。

常州、苏州、镇江、宜兴等地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国民党员，也都积极行动起来，发动群众组织纠察队、宣传队，向军阀部队发动政治攻势，进行分化瓦解敌军的工作，使北伐军顺利占领整个苏南地区。

苏南主要城镇被北伐军占领后，各地的北伐军都还站在左派一边，革命力量有所增强。4月2日，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从上海迁至南京，与南京市党部合署办公。北伐军还查封了国民党右派组织的非法的南京市党部。

在北伐军的支持下，江苏各地工农群众运动一度形成高潮，工会、农会纷纷成立并公开活动。1927年3月25日，有200多个基层工会参加的南京市总工会成立，由中共南京地委委员、共青团南京地委书记文化震任秘书主任兼总务主任。会上，还成立了市总工会工人纠察队。同一天，市农民协会、商民协会也组织起来。27日，南京各界、各行各业都组织起来。南京人民和北伐军一起，联合查封官僚劣绅、奸商的财产；郊区农民起来斗争恶霸地主；工人则为改善待遇、提高工资进行了斗争。

文化震

在无锡县总工会领导下，工人运动蓬勃兴起，工会会员达13万多人。缫丝、印刷、纺纱、电气、机器等业工人在工会领导下，开展了改善工作待遇的罢工斗争并取得胜利，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经济待遇有所改善。农民的抗捐抗税斗争也取得了胜利。

工农运动的高涨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极大恐惧。3月24日，英美帝国主义以“保护侨民”为名，以停泊在长江上的军舰猛烈炮击南京，南京军民遭受严重伤亡。帝国主义在长江沿岸多次制造事端和炮击事件的同时，还采用分化革命统一战线的新策略。他们寻找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拉拢引诱其中的动摇分子。被帝国主义首先看中的是当时身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蒋介石的声望和地位日益巩固，反革命面目也日益暴露出来。他在南昌镇压工农革命力量，接着又到九江、安庆等地进行反共活动。

此时，由陈独秀领导的中共中央却受共产国际影响，害怕革命阵营的分裂，对国民党右派仍以退让求团结，而对正在蓬勃发展的工农群众运动采取限制的办法，未能做好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中共江浙区委在中央右倾错误影响下，虽然对国民党日益暴露的右倾危险有所警觉，但在具体行动上特别是在军事行动上缺乏明确的部署。

蒋介石为建立独裁政府，镇压革命人民，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划反革命政变。他以继续北伐为名，将非嫡系的第二军、第六军调往江北，将其嫡系部队何应钦的第一军调往南京。蒋介石还任命其亲信温建刚、陈葆元等控制了南京市公安、交通等要害部门。温建刚等网罗地痞流氓、青红帮分子成立了所谓南京市劳工总会，与南京市总工会对抗。他们还组织反动的武装纠察队，随时准备屠杀人民。蒋介石做好了反革命政变的一切准备，一场大屠杀开始了。

4月9日，陈葆元率南京市劳工总会、国民党右派市党部的百余名流氓打手，闯入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南京市党部，将文件财物抢劫一空，将省党部的张曙时、黄竞西、高尔柏和市党部的陶恒棻等10多人抓走。南京市总工会被公安局的保安队会同流氓捣毁。10日，中共南京地委和国民党省、市党部召开南京市民肃清反革命派大会，会后派代表向蒋介石进行交涉时，被打死数十人。当日夜，中共南京地委，国民党省、市党部，市总工会负责人在大纱帽巷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南京市公安局侦缉队武装人员包围了会场，参加会议的共产党员、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常委侯绍裘，中共南京地委书记谢文锦，共产党员、省党部调查部长刘重民，共产党员、省党部妇女部长张应春，共产党员、南京市总工会秘书主任文化震等10多人被捕，数日后全部被秘密杀害。在这一反革命事件中，中共南京地委遭到极为严重的破坏，以共产党人为骨干的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南京市党部和南京市总工会，遭到残酷镇压而解体。

张应春

4月8日，蒋介石密令国民党右派和第十四军在无锡“清党”。14日晚，无锡县公安局警察队、商团及流氓武装共200余人，包围了县总工会机关驻地崇安寺，向寺内疯狂射击。工人纠察队当场牺牲10余人，70多人被捕。总工会委员长秦起被捕，当夜被杀害。次日，敌人到处悬赏缉拿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工会活动分子，以工人为主体的无锡大革命运动被镇压下去。

4月13日，就在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白崇禧电令苏州警备司令张镇取缔苏州总工会。当日，苏州市总工会被封闭，各工厂工会被取缔。17日，张镇又命令查封并宣布解散国民党苏州市党部，以共产党员为主体的国民党苏州市党部瓦解。

常州、镇江也被国民党右派势力所控制，武进县党部和总工会被查封，国民党镇江市党部和镇江总工会被解散。

苏南地区如火如荼的革命局面被以蒋介石为首的反革命势力破坏殆尽，国共两党在江苏的合作彻底破裂。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南京从此成为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分共”，步蒋后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彻底背叛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

大革命的失败，使江苏的共产党组织和革命力量受到惨重损失。但江苏党组织从失败的痛苦中获得了经验教训，坚强地从失败中站立起来，顶着腥风血雨，继续领导全省人民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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